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同一天，蒋介石亲自撰写并发表了《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》的广播演讲。

“咱们中国人都得明白，‘不记仇’和‘对别人好’是我们民族最看重的品德。我们一直说，我们只把日本那些好战的军国主义者当敌人，不是跟日本普通百姓过不去。现在敌军已经被我们盟友打败了，咱们当然得让他们认真履行所有投降条件，但我们绝不对他们报复，也不会侮辱无辜的日本人民。咱们得知道，如果用暴力回应暴力，用羞辱回应他们的傲慢，那只会是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这可不是我们正义之师的本意。”

这篇讲话听起来挺高大上的，挺有气派，但有些人就纳闷了，觉得蒋介石对对手太宽容了，这不是“好心办坏事”吗？

为啥蒋介石对那些曾给咱们中国带来大伤害的敌人那么手下留情呢？这事儿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瞧瞧：首先是蒋介石自己的心情，然后是国内的局势，最后是国际上的那些角力。

蒋介石年轻时去了日本深造，那会儿他接受了军事训练，接触了革命理念，加入了同盟会，还结识了孙中山、陈其美等革命前辈，日本的经历对他影响深远。

蒋介石的个性跟日本人挺像的，做事特别认真，特别注重规矩，但有时候也容易急躁，为了目标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，就像武士道精神那样。

有人说，日本就像是蒋介石的“第二故乡”，这话一点都不过分。早些年中华民国刚成立时，我们真的从日本的明治维新、武士道精神和大和魂哲学中学到了很多。所以，日本投降后，蒋介石总统提出“以德报怨”，也是因为这段历史的深刻影响。

尽管中日已经陷入全面战争的仇恨，蒋介石还是心存幻想，觉得日本的侵华行为只是少数人的野心，他觉得多数日本人其实是想和中国人做朋友的。

所以，抗战胜利后，蒋介石不想追究大多数日本人的战时罪行，他主张对日本人要“不记仇，友好相处”，“只把那些好战的军阀当敌人，而不是把日本普通民众当作敌人”。

这事儿吧，一方面是蒋介石的个人感受，另一方面啊，还得考虑到当时国内的局势。

蒋介石老是把“先打内战再对外”挂在嘴边，哪怕和共产党一起抗日，也从不放松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打压，还暗地里让胡宗南的部队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反共上。

抗战末期，共产党军队越来越强，蒋介石就把他们看作最危险的敌人，急着要消灭他们。

所以，日本投降后，蒋介石没对那些日本战犯进行严厉惩罚，反而把他们当贵宾对待，想利用他们跟共产党军队交战的经验来对抗共军。

冈村宁次是侵华战争中的主要战犯，本应被判死刑，但因为有蒋介石的保护，他竟然顺利逃脱了审判，还成了蒋的军事顾问。

在这种想法的指导下，蒋介石显然不会追究日本人的责任，反而会跟他们交好，想方设法用他们来对抗共产党。

再说一个关键因素，对蒋介石影响更大的，就是国际间的政治较量。

二战时咱们中国和美苏都是抗法西斯的同盟军，这事儿大家都能懂，可实际上咱们跟这些盟友的关系，可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般融洽。

比如说美国吧，蒋介石对美国的帮助还是挺感激的，不过对于那些干预，他可是恨得牙痒痒的。

最开始，美国人挺大方地支持中国抗战，不管是钱还是武器都尽量满足，可后来他们发现，中国那边的官儿们贪污腐败得厉害，给的钱和东西大部分都进了私囊，真正用到战场的实在不多，这让美国人对蒋介石挺失望的。

1944年夏天，罗斯福总统建议，为了咱们中国能打赢这场仗，蒋介石得把军队的指挥棒交给史迪威将军统一指挥。

这事儿对蒋介石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，他在日记里抱怨说：“没想到美国会威胁到这个地步，这超出了我所有的想象，更没想到美国帝国主义竟然如此嚣张！”

1945年2月，美国、苏联和英国在没跟中国打招呼的情况下，就在雅尔塔会议上把中国的东北和外蒙古给划走了，这让蒋介石觉得特别被盟友给坑了，他在日记里气呼呼地写道：“现在的问题不是小日本，而是这些盟友啊！”

蒋介石心里清楚，美国人野心勃勃，现在虽然需要他的帮助，但战后他得想办法摆脱美国的束缚，而日本能成为我们对抗美国在东亚扩张的强大后盾，中日一旦携手，就能对美国形成有力制衡。

雅尔塔会议刚一结束，蒋介石就赶紧让人给冈村宁次传话，表示中国和美国关系紧密，同时强调中日之间的合作对整个大东亚地区来说非常重要。

蒋介石之所以跟日本人交好，主要是因为他个人跟日本人感情不错，还得考虑到国内政治斗争和在国际上的策略博弈。